我承办的原告王秀英与被告臧结实、臧社友、臧毛旦赡养纠纷一案，案件判决后，当事人服判息诉，案结事了。之所以能收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，主要在于判决书的精心制作。体会有以下几点：

    一、践行“公正司法，一心为民”理念。原告王秀英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一生中第一次踏进法庭的大门，竟是因为没人赡养而来告状。当时接待她正赶上中午，我们在法庭小伙房刚做好面条，给王秀英老人盛了碗饭。因为太饥饿，老人便吃了起来。听了老人的口述，根据她的要求制作了口头起诉笔录。在按程序办理了立案和免交诉讼费手续后，我和两名人民陪审员（其中一名是县政协委员，另一名是市、县人大代表）、一名书记员来到20公里之远的案发地。由于王秀英老人年事已高，耳背较重，就帮助王秀英老人在其他亲属中间，找到一位年长可靠的臧洪彦作为她的委托代理人。同时，面对王秀英老人吃住方面困难，想让民政部门先解决老人眼前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。经我与当地政府联系，常兴乡主管民政部门的人大主席罗翔等人也来到现场，与村委干部及时交换了意见并作了安排。我想，办好一起案件，首要的是亲历其境，亲身感受，保证程序公正；想他人所想，急他人所急，恪守为民理念。唯此，才能够真正深入了解案情，才能为写好裁判文书打好思想基础。

    二、坚持“调判结合，调解优先”原则。调解工作贯穿于案件的始末，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工作主题。这起赡养纠纷案，开庭审理前做三次调解工作。第一次在大儿子臧结实家时，大儿媳竟当着我们的面骂起公婆：“再告我扇你的脸！”我们当即对大儿媳进行批评教育。三次调解，均因大儿子臧结实态度生硬，二儿子臧社友、三儿子臧毛旦不愿到场，二儿媳、三儿媳相互推脱，调解无效。在此情况下，我们决定就地进行开庭，力争实现办理一案，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。2011年8月3日，此案在村委会院内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开庭当天，附近村庄有100名群众参加了旁听。二儿子、三儿子可能碍于面子，仍未到庭。大儿子在庭审时依然是态度蛮横，强词夺理，既不接受当庭调解，也不愿意赡养老母亲。法官不能拒绝裁判。此案因多次调解不成，只得进行判决。多次调解工作的切实感受，为下一步写好判决书充实了较为丰富的内容。

    三、秉承“以情感人，以理服人”文风。法官的情是出于正义和良知；法官说理是对法律的正确阐释。“要想写好诗，工夫在诗外。”我认为，想写好一份判决书，道理亦应如此。拟写判决书时，以上亲历的那一幕幕镜头浮现在眼前：王秀英老人临时住在邻居走廊，下面放一双旧被子，一个破布包裹，墙上挂的塑料袋里放着几块干镆头；大儿子臧结实夫妇两人居住三间房屋，态度蛮横，分文不出；二儿子臧社友家庭四口人居住三间砖瓦房屋，躲避不见，消极观望；三儿子臧毛旦家庭三口人居住两间砖瓦房屋、三间平房，大门紧闭，拒母于外。三个近在身边的亲生儿子，竟不愿为老母亲端来能果腹的一碗热饭、提供能栖身的一席之地。为儿女们操劳一生的母亲，就该落得这般境地吗？我的内心一阵阵酸楚。日本学者木雅夫说：法官非有良知不能表现正义。法官也是人，是正义的化身。法官也正是因为有良知、正义感的支撑，才能挺直不屈的脊梁，才能掂起沉重的“刚”笔！我一定要写好这份判决书。法官应当讲理，裁判文书的着重点就在于说理。由于能深入了解案情，在拟定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时，首先展示王秀英老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；其次简介原告六个子女的基本生活情况；再次评述大儿子的抗辩意见能否成立；最后阐明王秀英老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正当、合理。其间，进而又考虑到以下因素：大儿子臧结实曾经照料过父亲的生老病死，酌情适当减轻其所应分担的赡养费数额；二儿子臧社友系男到女家落户，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困难，按王秀英老人要求每月适量给付赡养费；三儿子臧毛旦继承祖传家业，可为老母亲提供能一席栖身之地。通过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合理阐释，是与非的明辩，情与理的交融，我用真情、良知、爱心汇成一股暖流，将自己的切实感受从内心流淌出来，让冰冷生硬的法律条款浸润出人性化、情感化，让每句话触及其灵魂深处，促使当事人内心震撼，让他们认识到：当这起所谓的家务事酿成纠纷，做子女的不尽赡养义务时，不仅会被社会公德所唾弃，也于法律所不容！2011年8月26日，此案作出判决。宣判后，通过回访，大儿子的儿子经常为老奶奶端饭送吃；二儿子感到羞愧不已，曾在母亲面前痛哭着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；三儿子也把母亲接回家中，与其一起居住，满足了老人最基本的愿望。至此，该案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。这，不正是我们每位法官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吗？